20世纪70年代末的凤阳，经济发展极其艰难。人民公社体制和“左”倾错误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，生产队上工是“头遍哨子不买账，二遍哨子探头望，三遍哨子慢慢晃”。“晚上工、早下工，到了地里磨洋工。”农民埋怨“辛辛苦苦干一天，不值一包光明烟（0.19元）”。1978年年底的一个夜晚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悄悄聚集开会。大家一致同意：分田到户包干，对外隐瞒；各户必须保证完成每年午秋两季交给国家和集体的任务；队干部如因单干“蹲班房”，其他社员帮助其家庭完成农活，并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。会议结束，大家签订了保证书，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。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小岗村“大包干”。

  大包干精神的内涵，可以概括为：敢闯敢试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解放思想、求真务实的求是精神，风险共担、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，尊重民意、以人为本的民主精神。

  敢闯敢试、敢为人先   大包干精神的精髓之一就是闯字当头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和不敢走的路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众所周知，人民公社体制当年被认为是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体制基础，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的基本制度当时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“金科玉律”。一些党内领导干部因主张包干到户不仅受到严厉批判，而且被罢官解职，甚至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而遭到迫害。长期以来，“大包干”被当作“路线问题”成为人们思想和理论的禁区，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谈“包”色变。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，管理体制创新无疑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。以小岗人为代表的安徽农民没有因为风险巨大而放弃改革的尝试，而是发扬了敢闯敢试、敢为人先的精神，敢于以自己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做赌注，成就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举。1980年5月31日，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，明确支持肥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“大包干”。9月，中央明确指出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“可以包产到户，也可以包干到户”。发源于安徽的农村改革迅速走向全国，冲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制度，有力促进了农村体制的创新和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。

  解放思想、求真务实   “大包干”是在思想极其禁锢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。1978年，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近两年，但党的工作仍在“两个凡是”的思想框架下徘徊。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，打破了人们思想僵化的格局。随之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确定了解放思想、开动脑筋、实事求是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，冲破了“左”倾观念的束缚。小岗村“大包干”正是不唯书、不唯上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精神的产物。它不仅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，还给了农民收益分配权，正确地处理了国家、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，更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，农民欢喜，集体高兴，国家满意，是当时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有效途径。

  风险共担、艰苦创业   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和60年代初，安徽等地农民就先后进行过包工包产和责任田的尝试，但由于“左”倾思想的压制，均受到批判，被打入“冷宫”。1978年，安徽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难以播种，省委作出了“借地”给农民自种自收的决定。来安、肥西县一些社队突破“借地度荒”的限制，实行起包产到户，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庄生产队还被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作为试点单位，两次前往调研。但这些做法很快都受到了批判，争议很大。因此，在当时“左”倾思想仍有巨大市场的情况下，小岗村秘密进行“大包干”背负了巨大的政治风险。作为与当时的政策、法规背道而驰、无可奈何的冒险之举，面对“大包干”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，小岗人是用中国最原始的“赌咒发誓”、“按手印”的方式分担责任、彰显诚信的。“我们分田到户，每户户主签字盖章，如以后能干，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，不在（再）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。如不成，我们干部作（坐）牢刹（杀）头也干（甘）心，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。”一年后，小岗村喜获大丰收，粮食总产量达到1966年至1970年总和，油料总产达到过去20年的总和，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缴纳公粮，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7倍多、油料任务80倍多。那份生死契约和小岗村后来的发展，都充分反映了小岗人风险共担、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。

  尊重民意、以人为本   “大包干”是小岗人的首创，更是各级党组织尊重民意、以人为本的“民本”思想反映。试想，当时如果没有凤阳县委为了规避“包干到户”、“分田单干”这些明令禁止的字眼，巧妙地称“包干到户”为“大包干”，如果没有滁州地委给“大包干”报户口，如果没有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，如果没有中央的政策，小岗人发起的“大包干”也只能是昙花一现。今天，我们继承发扬大包干精神，就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始终坚持问政于民、问计于民，把人民拥护不拥护、赞成不赞成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，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，有了群众基础，发展才会有力量源泉。

  像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变革那样，历经40年的锤炼与演变，“大包干”产生的效应远比直接解决的问题更为深刻和广泛。它不仅促成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，重塑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形象，而且造就了中国当代改革的大趋势，为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。“大包干”已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代称，而是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，汇入了中国改革大潮的历史洪流之中，变成了当代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